【“ZiDongHua 自動化網”人文觀察：自動駕駛】 在自動駕駛汽車全面落地之前，需要直面自動駕駛之“危”，從“危”中求出路、求發展。相關科學技術的不斷更新和進步，給人類在面臨自動駕駛問題與挑戰時提供多維度認知方式，同時也在實操層面助力自動駕駛技術的成熟與完善。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唐解云：綜合判斷自動駕駛的“危”與“機”

自動駕駛汽車的出現，或從根本上改變交通運輸系統，并改變我們的出行乃至生活方式。自動駕駛能夠減少致命的車禍、增強公路運力、節省燃油、降低污染排放等。自動駕駛可以為我們帶來便利和安全，社會也在為迎接其到來做準備，如修改相關法律法規、修建適合自動駕駛汽車的道路、規范網絡系統等。而人類需求的更新，則是促使自動駕駛汽車逐漸落地和普及的主觀動因。雖然不少人對自動駕駛持樂觀態度，但我們也應審慎地迎接其全面落地。對自動駕駛進行審慎全面的倫理思考，有助于我們在自動駕駛應用和普及問題上，作出前提性考察并提出相應預案。

　　多維把握風險危機

　　第一，自動駕駛汽車在強化個體的數字化形象的同時，也消耗著個體的肉身形象。傳統汽車雖然有時也會對乘客進行監控，但收集到的信息畢竟是有限的，并且不會根據已收集到的信息對人進行刻畫和認知。而自動駕駛系統會使個體全方位暴露在監控之下，從而凸顯人的數字化形象。自動駕駛汽車廣布的攝像頭和各類探測器在保障出行安全的同時，也會對行人、乘客、其他車輛的信息進行收集，甚至會依據這些信息進行技術規訓。自動駕駛系統可以依據收集的數據對我們進行刻畫和分析，但其對我們的“了解”和“認知”，并非是像人對人的感性認知一樣，而是刻畫成一堆合乎理性的數據。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成為了由數據堆積而成的虛擬化個體，這意味著我們的肉體被數據化和量化了。

　　第二，自動駕駛汽車的到來，將使人的主觀感性乃至理性判斷都消散在自動駕駛的精細計算當中，共同組成純粹直觀的客體。一方面，自動駕駛汽車取消了人類司機，所有人都成為乘客，同時也意味著人類司機的理性不參與到汽車行駛過程中。對人類司機而言，他們不再具有駕駛控制的完整性，而是作為旁觀者存在。另一方面，處在自動駕駛環節中的乘客的乘坐體驗以及相應的服務內容，較傳統駕駛而言有顯著區別。比如，在感知行駛過程中的周圍環境時，就會有不同的時空感。自動駕駛由于消除了司機與乘客的區別，因此責任主體和責任客體之間以自動駕駛為中介，通過關系切換形成新的公共場域。

　　第三，自動駕駛不僅重塑了傳統司機的感覺狀態、空間感受狀態和汽車駕駛體驗，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凸顯一個新的問題：汽車的最終控制權。自動駕駛意味著我們可能會將最終的控制權交給機器，這顯然是個令人擔憂的問題。因為今天的道路使用者希望自動駕駛汽車能夠不危及乘客和車外人員，不會引發風險，至少在行為邏輯乃至應急方式上不會引起人類反感，理應比人類駕駛更安全，并且能夠找到最快捷、有效的方式到達目的地。自動駕駛汽車的問世，在人工智能深度發展的今天勢不可當，同時由于技術尚未成熟而引起公眾的信任問題。人們在參與自動駕駛的過程時，或不僅失去了控制權，而且失去了干預權，讓渡甚至失去了關鍵時刻選擇以及防范風險的能力。

　　全面認識問題挑戰

　　面對上述種種挑戰，我們要堅持實踐辯證法，分析自動駕駛汽車的“危”與“機”。自動駕駛不僅適應個體全自動化的需求，而且在個體出行安全、生存空間等問題上，顯示出潛在的巨大紅利。但與此同時，這一技術邏輯并不是萬能的，甚至在應用中會出現人車關系的責任歸屬和義務倫理等問題。技術隨著人類的需求而發展，人們的主觀能動性的發揮，是迎接這場自動駕駛技術革命的重要條件。

　　就自動駕駛的技術安全方面，我們需要質疑：自動駕駛汽車能否在緊急情況發生時，迅速作出最適合的決策并予以執行？自動駕駛汽車對已知情況的把握可以憑借經驗，那對未知情況的預測是否可靠？此外，還有網絡安全性問題、法律法規的不完善性問題、人與車的責任問題、基礎設施和城市規劃問題、乘客數據隱私問題等一系列挑戰。這種種不確定性使我們不得不質疑，即使自動駕駛汽車可以單獨解決好每一個問題，但誰又能保證這所有因素組合起來不會出現問題？這種對自動駕駛汽車的不信任，并非是吹毛求疵。

　　一方面，對于能夠在關鍵時刻決定生死的自動駕駛汽車，即便誤差控制在極小范圍，對個體而言也是致命的威脅。因此，我們不得不全面確定自動駕駛汽車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個體對物質—技術系統的信任感，往往也是單向度、一廂情愿的。自身生存和利益需求往往占據著主導地位，“有用就是真理”這一觀念影響深遠，以至于人們逐漸輕視或忽略可能的隱患。然而，人們亟須對自動駕駛技術的風險信任問題進行解釋和解決。

　　因此，在自動駕駛汽車全面落地之前，需要直面自動駕駛之“危”，從“危”中求出路、求發展。相關科學技術的不斷更新和進步，給人類在面臨自動駕駛問題與挑戰時提供多維度認知方式，同時也在實操層面助力自動駕駛技術的成熟與完善。當人們致力于解釋自動駕駛的技術邏輯或運行方式時，也在不斷圍繞自身的美好生活需要，依托科技創新改變其中落后的生產方式。毋寧說，只有在解釋和改變的雙向實踐中，才能從根本上認識自動駕駛的社會歷史，全面把握其中的風險與挑戰。

　　積極探索應對之策

　　自動駕駛帶來的風險，有可能直接威脅到人的生命，造成可怕的后果。因此，我們需要更新技術經驗，審慎分析自動駕駛中潛在的和可能的問題，以便在合理定位自身與自動駕駛汽車的關系中，促進自動駕駛的落地和發展。

　　就目前自動駕駛技術進展而言，無論是漸進式的發展方式，還是直接進展到較高層次的發展方式，都必須注重安全問題。無論是選擇為自動駕駛汽車配備安全員，還是在溫度異常、光線不足情況下不允許行駛，抑或開放特定路段等方式，都應采取保守、謹慎的策略。在自動駕駛技術尚未成熟前，人們出于生存發展的基本考量，不能采取激進的革新方式。不過，我們可以進行適當宣傳，將自動駕駛技術的先進性和科學性呈現給公眾，在社會意識層面使自動駕駛技術獲得更多的社會承認。同時，要依據科學精神小心求證自動駕駛的技術路線，不能夸大其優點，更不能掩蓋其問題。說到底，以民生與實踐為導向的技術路線，才是長效可行的路線。

　　在人工智能廣泛應用的背景下，個體在面對現行規則和客觀規律時，往往處于被動狀態。技術異化、技術規訓等已與人們的存在方式交織在一起。自動駕駛在推動社會發展的同時，也面臨技術革新帶來的問題。如何在出行安全、生存空間、環境生態、資源節約等問題上釋放巨大潛力，將成為后期自動駕駛技術發展的重點。同時，自動駕駛所面臨的難題依舊是根植于人類生活的傳統的社會倫理問題（如“電車難題”等）。個人與社會、自我與他者的關系問題將是自動駕駛在處理人車關系時所面臨的關鍵問題。不管是“羅爾斯算法”，還是“倫理旋鈕”等方案，都進一步反映了現代科技倫理的內在困境。說到底，自動駕駛中的倫理問題，不僅是思想實驗和理論問題，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更是涉及個體生存實踐的問題。對于倫理問題的考量，我們應注重協商共議的方式。只有訴諸于協商共議的倫理考量，才能促使自動駕駛更好地服務社會。

　　因此，人們一方面要通過科學的方法更加成熟地把握自動駕駛的運行邏輯，另一方面則要通過不斷的生產實踐，通過技術革新促進自動駕駛躍向更安全、便捷、智能的層面，以期適應人們對美好生活以及自由發展的需要。此外，隨著自動駕駛技術的深層推進，人類個體需要結合出行規律、消費規律、生產規律、生活規律等進一步改造自身、規范自身，以一種自由開放的心態應對技術控制問題。這就是科技帶給人類的現實問題，也不斷促使我們利用客觀必然性去改造現實。隨著人類不斷在技術思維與技術現實的雙向驅動中探索對策，自動駕駛所面臨的困境終將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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